在C市J区，一位顾客因购买的插线板不满意而报警，危机处理并未涉及任何严重违法行为，却使得派出所民警金警官为了调解这场小争执投入了一整夜的精力。事情开始于顾客在一家五金店购入一款双排插座，使用仅几个小时后就要求退货，称价格高于电商平台。店主表示退货不符合规定，双方因意见不合而针锋相对，顾客遂拨打110求助，警员通过普法和劝解后，最终双方达成一致，店主回收商品，顾客则需支付少许包装费。显然，这项警务处理迂回无效，而另一位民警对此无奈地表示，很多时候像这样的纠纷警察并不应该干预。
这种情况并非个案。近期的一些网络热搜显示了类似的趋势，例如有人因生日想联系明星求祝福，亦有人经过高考失利后希冀政府重新组织考试。更有甚至有市民因夜间灯光太亮而打电话投诉。这引发了不同声音的讨论，有的警员明确表示110应纳入更为严谨的使用范围，指出该热线主要用于处理犯罪及紧急情况，消费者纠纷应通过其他渠道解决。实际上，一些民众将110误认为是万能的客服热线，甚至有的行为趋向于恶意骚扰和不当投诉，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沉重的负担。
例如，某男子因对亲戚被交警处罚不满，短时间内拨打报警电话56次，而在成都，有一名女子一年内拨打假火警电话达3000多次。数据表明，2025年西宁公安110共接到警报80.9万起，当中有效警情仅29.5万起，无效及重复警情占比高达63%。不难发现，许多警情并不应该打给110，类似事件反映了社会公共资源使用的危机与混乱。
最令人担忧的并不是无效的报警，而是由此信号的偏差。有人担心这样的维权方式会影响到刚入行的年轻警员，他们可能在无意间领会错了处理警情的重心，极可能持续纵容这种“巨婴式维权”的扩散。报道中的正面案例基于小事展开，显然存在对“合理维权”和“无理取闹”的界限模糊，而这种情形可能让更多人形成错误观念，觉得“闹”一下就能获益。
基层民警对于这种现象深感委屈，尤其是当媒体将一些非理性行为抬高为积极案例时，他们认为这不仅未能帮助基层工作，反而增添了负担与压力。更有警员指出，当对错的界限不被合理划分时，一味妥协只会使纠纷进一步演变。这样的局面需要社会共同反思，并重新界定公共资源的使用标准和治理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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